企業觀察報記者 張寧

　　“高達4、5分(月息)的銀行貸款利息，已幾近吃掉公司的利潤，所需的技術研發等重要項目經費更是不足。”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在兩會上的一席話引起民企共鳴。

　　我國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由來已久。2015年全國兩會，解決民企“融資難”被赫然列入5個改革關鍵點之一。

　　“希望這一次，中小企業融資難能夠破題。”兩會期間，多位民企代表委員坦言。

　　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都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在我國，中小企業更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統計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實現總產值和利稅分別占全國的60%和40%，中小企業還提供了大約75%的城鎮就業機會。從數量看，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國實有各類市場主體6932.22萬戶，其中，非公有制中小微企業占大多數。

　　事實上，在此次全國兩會之前，本屆政府便已對“融資難、融資貴”這一長期制約著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問題高度重視。2014年7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多措并舉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并審議通過了《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草案)》，旨在推動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值得注意的是，“融資難、融資貴”被提及的次數高達8次。

　　對于政府領導層釋放的這一前所未有的信號，多位接受企業觀察報采訪的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均表示頗為期待，“2015年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而政府將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置于關鍵之中的關鍵，可見其重視程度。但中小企業的融資體系亦有其復雜性，欲從根本上打破困局，恐怕先要斬斷中間環環相扣的利益鏈。中小企業能否得以有效并且真正走出融資桎梏，將是本次兩會之后的一個新看點”。

　　企業家的“錢慌”日子

　　“別看很多民營企業家表面看起來很風光，實際上都是在精打細算過日子。“融資難、融資貴”仍是制約我們發展的最大桎梏。”多位全國大人代表、民營企業家如是感嘆。

　　盡管近年來每逢全國兩會，包括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六安市九棵松現代生態農業公司董事長吳光純在內的眾多民營企業家們都會反復申述融資難問題，但這一問題迄今仍如一把利劍，高懸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頭頂。

　　“這是我第三年參加全國兩會，也是我第三次帶上有關中小企業融資難的議案進京，希望2015年中小企業融資難能夠破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吳光純這樣期望。

　　中小企業體量小、貸款額度小、經營風險大等特點，使其長期身處融資泥沼——2014年商界高發的民企老板“跑路”事件，就集中折射了當前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由于中小企業缺少抵押物;公司體量小沒有話語權;貸款額度小，銀行辦理成本高、風險大，我們從銀行貸款難度相當大。”山東一諾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占杰對企業觀察報記者說。

　　企業觀察報記者從全國工商協會獲得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有49.9%的民營企業認為從銀行貸款“非常難”，表示“不太難”的僅占20.9%。

　　值得一提的是，這49.9%的比例中還包括著淮北礦業集團、傳化集團這樣的大型民營企業。“與現實相比，目前銀行的融資成本太高。”在3月6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分組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淮北礦業集團董事長王明勝坦言，“淮北礦業集團去年虧損13億，資產負債率逾70%。財務費用高達25億，超過經營成本。雖然淮北礦業資金運轉還是正常的，但也體會到了融資的難和貴。除了發工資就是給銀行打工。”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也做出相似表達，“高達4、5分的銀行貸款利息，已幾近吃掉公司的利潤，所需的技術研發等重要項目經費更是不足”。

　　“大型民企都如此，更別說是我們這些中小企業了。”不斷有民企老板這樣向媒體嘆息，目前的金融市場中，受到那些能獲得公開市場融資、能以銀行基準及下浮利率獲得信貸資金的企業，如大型企業、國有企業及地方融資平臺等經濟體的擠壓，中小民營企業難以獲得足額的正規金融市場融資，再加上國家經濟增速放緩，整體形勢并不樂觀，很多企業面臨著歸還銀行貸款和回流資金緩慢的沖突，從而不得不通過內部融資、信托、商業信用(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等)和民間借貸等方式緩解資金壓力。

　　而這些融資方式成本則更加高昂。以民間借貸為例，其利率遠遠高于國家的法定利率，這往往使得企業的資金成本難以承受。劉占杰談到，中小企業的利潤率通常只能達到10%左右，一些種植養殖企業，利潤甚至只有5%。而民間借貸利率平均高達20%，遠超企業利潤。

　　有中小企業老板代表曾算過這樣一筆賬：以1000萬元貸款到期為例，目前市面上的融資成本普遍為月息5分至8分，如果按照月息6分、期限兩個月計算，企業就需要支付120萬元的融資費用。正常企業的利潤僅為10%左右，如企業的年銷售收入為3000萬元，利潤也就300萬元。除去融資費用，利潤所剩無幾。

　　更有甚者，據公開資料，浙江有70%左右的中小企業靠民間借貸，年息最高的達到180%。“如果是這樣，將導致很多企業因為資金鏈條斷裂而倒閉。”重慶經濟信息中心主任易小光告訴企業觀察報記者，高利貸的成本很高，企業若要長期、及時的歸還其債務，企業很有可能出現拆東墻補西墻的局面。一旦資金斷裂，就面臨著破產倒閉的風險。“一般說來資本的收益和風險是成正比的，因而在一味追求高收益的同時，資本的借貸方也面臨著到期收不回資本的風險。資金層層轉貸，利率節節攀高，金融潛在風險亦不斷推高。而這種情況在我國西部地區、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的省市蔓延。”

　　“最好的證明即2014年那些‘跑路’的企業老板幾乎都涉及民間高息融資。”易小光說。

　　哪些手抬高了融資成本?

　　全球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2014年底的一份報告稱，在人均GDP超過了北京、上海的廣東佛山，其貸款占GDP的比率僅為85%，遠低于北京220%，上海180%，甚至全國的平均水平——121%。

　　“佛山每20人當中就有一個民營企業，可以說是在中國最有活力，也是最市場化、最多中小企業的城市。但最有活力的企業，卻借不到錢。中國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可見一斑。” 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總裁肖耿在其撰寫的《中國如何實現金融深化》一文中直言。

　　截至2014年末，央行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從貨幣總量上看，我國有60%的定期存款，即將近71萬億元;從儲蓄存款加定期和保證金上看，則有60萬億元的定期存款。“可以說，這些數字構成了非常可觀的潛在貨幣投資能力，那么民營企業為何多數仍難以融資?”多位民營企業代表質疑到。

　　“錢在趴窩，沒有用到需要它的地方。”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工商聯主席雷元江兩會期間的一番話引起了外界廣泛關注，“大量資金沒有真正有效地流入實體經濟領域，而是流入金融體系內空轉或房地產等投資領域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量信貸資源在虛擬經濟、資產投資領域‘擊鼓傳花’;金融服務與實體經濟需求不匹配，造成實體經濟資金供應不足，推高了實體經濟企業融資成本和經營成本。”

　　易小光對此表示認同。他指出，問題主要集中在銀行。目前，我國金融資源分配仍以銀行為主，而銀行貸款也是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最重要的外部融資渠道。可現實情況是，所謂的大銀行往往不愿貸款給中小企業。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小企業的貸款通常具有頻率高、數額小、使用急等特點，這增加了銀行的操作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經營風險大、抗風險的能力弱，財務管理相對不規范，增加了銀行貸款的風險度。故而銀行將資金轉為他用，以增加自身盈利。

　　“2014年，隨著我國存款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放開，越來越多的銀行貸款業務重心下移，開始重視中小企業。這有利于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但銀行貸款業務重心下移伴隨的卻是利率上升，現階段利率上浮比重從近40%上升至75%，融資貴迎面而來。”南京秣陵鑄造總廠有限公司董事長梁鑫保對企業觀察報記者說。

　　其實，導致“融資難、融資貴”，除了前述中小企業的自身因素外，更有銀行將其隱性成本利息化的原因。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國銀行長期以來將大部分的風險，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轉嫁給國家和企業。比如，當企業所貸資金與項目周期不匹配時，便要求貸方通過抵押、擔保等信用升級手段，達到幾乎無信用風險程度。隨著競爭加劇，原來由企業承擔的信用升級、流動性風險就內化到了利率上。另外，迫于考核壓力，銀行往往將部分利息收入以財務費用等方式收取，通過強制存款、多次融資等方式變相加價。

　　“銀行系統中也長期存在這樣一個潛規則——銀行內部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將正常貸款轉移到表外牟取私利，這無疑加重了中小企業的利息負擔。”另有不愿具名的國內某大型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向企業觀察報記者透露。

　　事實上，抬高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形成融資困局的，還不僅僅是銀行。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陳道富的剖析，目前市場中有些企業，借助政府隱性擔保獲得相對低廉資金，并通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獲取利差，在本身過度膨脹的同時，呈現金融化特征，從而吸入大量資金;部分產業中的核心企業，濫用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向上下游中小企業轉嫁資金成本，進一步加大了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更令中小企業融資雪上加霜的是，部分民營企業為獲得廉價資產，設局利用高利貸等民間借貸方式擠垮其他企業，而落入‘局中’的，往往是中小企業。”

　　動刀金融體制

　　如此種種，把中小企業融資置于了無法打破的惡性循環中。

　　“希望2015年中小企業融資難能夠破題。”吳光純的這一兩會愿望，道出了所有中小企業家的心聲。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世界性難題，但在中國尤為突出，這與我國目前的金融體制有關。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改革金融體制，而金融體制改革的第一要害是銀行系統。”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表示。

　　我國商業銀行的客戶定位并不在正常軌道上。吳曉靈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其實商業銀行的主要客戶應當是經營情況中等的企業，經營情況好的企業是資本市場的客戶，經營情況不好的企業是場外市場的客戶，而小微企業更多是場外市場的客戶和政策金融的客戶。

　　“在我們金融體系中，卻是以大銀行服務大企業為主、嚴重同質化經營，也造成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瓶頸。”全國政協委員、上海銀監局局長廖岷兩會期間也談到了這一問題。這是我國金融體系中目前急需改革的一道短板。他說“改革金融體系，建立與經濟轉型相適應的差異化銀行業體系是重中之重。”

　　破題中小企業融資困局，加強對銀行小微金融服務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是一個較好的切入點。多位經濟學專家和業內人士均表達了這一看法，“大型銀行內部體系龐大，短期內轉型不易。領導層應通過完善財政稅收、行業監管、擔保增信等多領域政策的改革，引導更多中小銀行聚焦中小企業，營造有利于中小企業融資、商業銀行轉型的外部環境;必須對現有銀行考核機制做調整、增加存貸比指標彈性、改進商業銀行績效考核機制等”。

　　變革并加強以銀行為重點的融資體系建設，實際上也意寓著我國應推進更深層次的金融領域改革。“中國如何實現金融深化?”——肖耿此前已關注到這一問題。

　　對此，廖岷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2014年，我國金融領域的改革逐步加速，在降低門檻、放開市場、完善監管等方面不斷推出新舉措，如放寬多類金融機構主要發起人或出資人資格，繼續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發布關鍵期限國債收益率曲線，深化上海自貿試驗區金融領域改革，建立滬港通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規范和加強影子銀行監管，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等等。存款保險制度也已進入征求意見階段，股票發行注冊登記制也在穩步推進。

　　“這些都有利于企業外部融資渠道的拓寬。下一步，我們會在發展多層次資本股權市場，放寬金融機構、產品和市場的準入，建立和完善互聯網金融監管制度等方面發力，進一步深化金融領域改革與市場化。”廖岷說。

　　對于中小企業而言，融資體系中除了銀行和金融機構產品外，還有民間借貸。“加強融資體系建設，我認為，應將民間借貸陽光化。”前述接受企業觀察報采訪的資管人士認為，“民間地下金融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我們不能一味的打壓，而應正視民間借貸存在的合理性，建立起民間資本和金融服務的相互傳導、相互補充的長效機制和監管體制，切實防范民間資本可能引發的風險。”

　　另外，針對前述部分“強勢”企業，通過多種手段霸占社會資源、抬升經營成本、風險后轉嫁并擠出中小企業的市場現象，陳道富表示，這關系到加快中小企業經營和融資的法律法規建設問題，“而這也是推動金融市場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相同的市場行為，應適用相同的監管原則，而非畫地為牢式的監管競爭，因此，應統一監管。盡快打破監管的部門分割”。